在討論原住民狩獵權利與野生動物保育時,社會上常出現各種簡化或感情用事的言論。有些人起手式一定是「原住民是我朋友、原住民很善良」,但討論傳統文化祭儀與現代生態環境的平衡,並不是在發人好卡或評斷個人品德,而是需要嚴肅面對法律制度、生態科學與文化權利的客觀檢視。
最近引發廣大社會反彈與動保團體關注的事件,莫過於花蓮縣秀林鄉在申請「感恩狩獵祭」時,核准清單中竟包含了 20 隻極度瀕危的「穿山甲」。
穿山甲連牙齒都沒有、毫無抵抗力,開放獵捕這類瀕危物種,無疑讓台灣的生態保育形象面臨嚴峻考驗。
行政漏洞與「躺著中槍」的穿山甲
為什麼極度瀕危的穿山甲會出現在公家機關核准的狩獵名單中?背後揭露了行政審查與法規申報的荒謬亂象。
根據《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》,公務流程中,地方申請單位往往有一種潛規則習慣:因為過去向政府主管機關申報狩獵物種與數量時,結果常會被大幅刪減。因此在填報表格時,申請單位乾脆依照歷史參考清單把所有可能物種全填上去,並將申請數量故意「多寫一些」(類似向政府申請經費時預留被砍額度的心態)。
萬萬沒想到的是,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在審查時竟然缺乏專業把關,未加實質審核就「通通過關」,導致早已瀕臨滅絕的穿山甲就這樣「躺著也中槍」,引發全台輿論譁然。
國際保育浪潮與台灣的對比
開放獵捕穿山甲的舉動,無疑給國際野生動物保育國際公約打了一個響亮的巴掌:
- CITES 華盛頓公約最高評級: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(CITES)在 CoP17 大會上,才正式將全世界所有品種的穿山甲提升至「附錄一」(Appendix I,最高保育等級),明定全面禁止國際間的一切商業貿易。
- IUCN 極度瀕危評級:國際自然保護聯盟(IUCN)將穿山甲列為極度瀕危(Critically Endangered)物種。
現代台灣島嶼人口密集、棲地高度破碎化,山林早已不是過去古老年代容易讓野生動物大量繁衍的封閉環境。在國際全力搶救瀕危物種的時刻,若缺乏精確的生態統計就輕率開放狩獵,只會加速稀有物種走上滅絕之路。
傳統祭儀 vs 現代生態永續:理性的反思
南島語族與原住民傳統的狩獵文化,在其歷史脈絡中蘊含著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永續智慧。然而,現代的獵捕環境與工具早已發生巨變:
- 工具與技術的改變:傳統的手工獵具與弓箭,演變成具備強大殺傷力的金屬鋼索陷阱(大齒鋸山豬吊)與鋼管獵槍,捕捉效率與無差別破壞力遠超以往。
- 商業盜獵與利益驅使:在龐大經濟利益誘惑下,少數不法分子打著文化祭儀的幌子進行商業盜獵(如盜獵台灣黑熊、盜伐珍貴神木),模糊了合法祭儀與非法盜獵的界線。
- 法律平等與生態價值的公約數:文化傳承固然重要,但野生動物的存續是不可逆的生態資產。如果某物種已面臨滅絕危機,生態保育的優先順序理應高於任何形式的獵捕需求。
結語:健全科學調查與審查制度才是解方
這場穿山甲爭議,暴露了政府在原住民狩獵管理辦法上的粗疏與鴕鳥心態。
主管機關不應只是坐在辦公室裡蓋章過關,而必須建立在嚴謹的野生動物族群動態科學調查基礎上。對於極度瀕危物種(如穿山甲、台灣黑熊)應設立絕對禁止獵捕的紅線,並透過社區共同守護機制,讓傳統文化與生態保育不再處於對立的雙輸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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