職場霸凌的定義，往往取決於當事人正手握權力，還是承受壓力。
馬英九基金會提告侵占背信後，前執行長王光慈的母親隨即發表公開信，揚言向臺北市勞動局舉報馬英九職場霸凌。這場魚死網破的風波最弔詭之處，在於控訴方對「霸凌」的嚴苛標準，正精準地形成一個砸向自己的權力迴力鏢。
根據張若彤臉書流出的文教基金會在本年1月23日召開的內部會議記錄，王光慈對「霸凌」似乎展現了極高的執著，在她過往制定的員工條款中，「禁止霸凌、履勸不聽即刻開除」被明確列為第三條鐵律。
然而，對照該條款第二條——「交代事項有疏漏一次扣 0.5 個月年終，扣滿三次開始每次減薪五千元」——這種直接損害勞動報酬的強勢手段，在現代勞動關係中，不僅恰恰符合「職權霸凌」與經濟施壓的定義，甚至已踩在違反《勞基法》工資全額給付原則的法律紅線上。
這揭示了職場常見的認知盲區：當自己身為下屬，上司的苛責是霸凌；當自己身為主管，違法且體制化的連帶扣薪與即刻開除，卻成了「正當管理」。
判定職權霸凌不該有雙重標準。手持「反霸凌」盾牌高喊受害的人，其手心向下時揮舞的制度皮鞭，往往才是另一種體制壓迫。這起申訴案背後展現的，正是這種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的職場黑色幽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