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普的高關稅政策（Trump’s Tariff Policy），特別是其「川普公式」（Trump Formula）所體現的對進口商品徵收巨額關稅（如對中華民國商品加徵32%或更高的稅率），有人會主張這是為了打破關稅壁壘，讓全世界進入零關稅自由貿易的重要一手好棋。
然而，從其實施背景、公開言論及經濟效果來看，我們認為其主要目的，僅只是為了強化美國自身的保護主義（Protectionism），而非如自由派所願的打破全球關稅障礙。
保護主義的核心目標
川普在2016年競選及執政期間反覆強調「美國優先」（America First），主張通過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，特別是製造業和鋼鐵業，以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就業流失和貿易逆差。
2018年，他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%和10%的關稅，並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多輪關稅，總額涉及超過36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。這些措施的直接目標是減少對外國進口的依賴，扶持美國本土企業，例如美國鋼鐵公司（U.S. Steel）和汽車製造商如福特（Ford）。
川普在推特（現為X）上曾表示：「關稅將使我們的鋼鐵業重新強大，這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。」這顯示其政策旨在構築貿易壁壘，而非推動全球自由貿易。
貿易逆差與經濟民族主義
川普的高關稅政策還與縮減美國貿易逆差（Trade Deficit）的執念密切相關。
2018年，美國對全球貿易逆差約為6170億美元，其中對中國大陸逆差高達3750億美元。他認為進口過多損害美國經濟，並將關稅作為工具限制進口。例如，對中國大陸商品的關稅導致2019年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額下降約16%（約900億美元）。
這種強國思維主導下的單邊行動，反映了經濟民族主義（Economic Nationalism），試圖通過保護國內市場扭轉全球化趨勢，而非追求全球關稅的普遍降低。
與打破全球關稅障礙的對比
若川普意圖打破全球關稅障礙，其政策應更傾向於多邊談判或推動自由貿易協定（Free Trade Agreements, FTAs），以換取他國降低關稅。然而，事實相反：
- 退出TPP：2017年，川普退出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》（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, TPP），該協定旨在降低亞太地區關稅，促進自由貿易。
- 重談NAFTA：他將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》（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, NAFTA）改為《美墨加協定》（United States-Mexico-Canada Agreement, USMCA），雖保留部分自由貿易元素，但增加了保護美國汽車業的條款（如原產地規則）。
- 單邊施壓：對歐盟（European Union）、加拿大（Canada）等盟友徵收關稅，並威脅進一步行動，顯示其策略是迫使他國讓步，而非系統性消除全球關稅。
這些舉措表明，川普並未尋求全球關稅的整體削減，而是利用關稅作為槓桿，保護美國利益並在雙邊談判中獲取優勢。
可能的誤解：關稅作為談判籌碼
一些分析認為，川普的高關稅可能有次要意圖，即通過極端保護主義迫使他國降低關稅，從而間接推動貿易自由化。
例如，2018-2020年的中美貿易談判（U.S.-China Trade Negotiations）中，美國施加關稅壓力，最終達成第一階段協議（Phase One Deal），中國大陸承諾增加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進口。
然而，這種結果更像是雙邊博弈的妥協，而非全球關稅障礙的系統性打破。川普的公開言論從未明確支持全球自由貿易，反而批評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「對美國不公平」，顯示其核心動機仍是保護主義，而非全球開放。
經濟效果與現實證據
高關稅的實際效果進一步佐證其保護主義目的：
- 國內產業短期受益：美國鋼鐵業新增約8500個就業崗位（2018-2019年），但整體製造業就業增長有限，因關稅推高成本。
- 全球報復：中國大陸對美國大豆（Soybeans）加徵25%關稅，歐盟對哈雷摩托車（Harley-Davidson）徵稅，引發貿易戰，而非全球關稅降低的連鎖反應。
- 消費者負擔：美國進口商承擔約80%的關稅成本，轉嫁至消費者，商品價格上漲約3%-5%。
這些結果與自由貿易的目標（如降低價格、促進效率）背道而馳，顯示川普政策旨在保護而非開放。
結果與討論
川普的高關稅政策主要服務於保護主義，旨在通過單邊貿易壁壘保護美國產業、縮減逆差並實現經濟民族主義目標，而非打破全球關稅障礙。其退出多邊協定、強調國內優先及引發的貿易衝突，都與全球自由貿易的理念相悖。
雖然關稅在某些談判中作為籌碼使用，但這是策略性手段，而非政策的核心意圖。若真欲打破全球關稅障礙，其行動應聚焦於多邊合作與互助減免，而非單邊加徵與對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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